美联储需要赢得其独立性仅仅设定利率是不够的

美联储华盛顿总部——马里纳·S·埃克尔斯联邦储备委员会大楼的翻新工程仍在继续。（安德鲁·哈尼克/盖蒂图片社）

作者简介：米奇·D·利维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阿米特·塞鲁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同时担任斯坦福大学商学院金融学教授。

美联储面临的重大问题远不止选择何种利率最能实现其双重使命。

它同时应对庞大的资产负债表、短期资金市场、银行监管与压力测试，以及快速增长但不透明的私人信贷体系。与此同时，美联储必须设法维持金融稳定的大宏观监管框架，并在这些框架失效时承担责任。其货币政策的成功取决于这一点。

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从20世纪70年代到新冠疫情，美联储在过度宽松货币、引发高通胀和宽松信贷，与激进紧缩之间来回摇摆。每次偏离系统性政策，都无视了已知的指导原则和关键指标，导致金融失衡，最终需要紧急救助。压力测试假设利率下降，但实际利率上升，久期风险在银行资产负债表上引爆。

美联储应意识到，促进金融稳定并非在完成“真正”工作——设定货币政策之后的后续任务。金融稳定与货币政策密不可分，必须系统性地加以处理。以下是具体措施。

首先，国会和美联储应正式明确美联储内部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政策的分工。设立两个独立的委员会，分别承担不同使命：一个专注于价格稳定和最大就业，另一个专注于系统性风险和监管。协调对于问责至关重要，而混杂则不然。监管银行的人员不应同时又是银行紧急救助的执行者。

2010年《多德-弗兰克法案》在这一分权方面迈出了一小步，设立了监管副董事长职位。国会应更新这一职位，设立“金融稳定副董事长”，明确其职责为监测系统性状况、维护实时数据集并开发预测不稳定性的工具。其他主要央行已有类似结构，美联储也应如此。

其次，将大型银行监管从美联储剥离。设立一个独立的银行监管委员会，拥有独立的法定授权、治理结构和报告机制，类似于英国央行的审慎监管局（PRA）。将银行监管留在美联储，以确保其能获得监管信息，同时避免将监管职责移交给行政部门所可能产生的偏见或政治考量。目标不是距离本身，而是实现清晰问责和减少监管与最后贷款人职责重叠时的冲突。

第三，要求银行对其整个资产负债表和表外风险进行公允价值计量，并定期向美联储披露详细信息。银行已内部建模这些风险，美联储监管者应能访问相同的数值与敏感性数据。当利率上升300个基点时，长期久期资产的损失绝非“主观意见”。透明化公允价值能强化风险管理，遏制监管宽纵，使危机处置更快更公平。

第四，制定应急规则。美联储利用第13(3)条赋予其从特殊工具到资产购买的紧急贷款权，应遵循事先设定的明确触发机制、强制披露、成本效益分析和危机后评估。这将有助于避免财政与信贷政策的临时性干预。

第五，美联储必须升级其季度经济展望摘要，更坦诚地披露其利率政策与资产负债表。每个经济展望摘要（SEP）都应包含按泰勒规则估算的政策利率点数，以实现委员会中位数的通胀与经济预测，同时提供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信息。

每年，美联储应提交一份情景分析，绘制与不同通胀与就业路径相一致的政策利率组合。在每半年的《国会货币报告》中，美联储应解释为何任何资产负债表扩张——尤其是购买非国债资产——是实现双重使命所必需的，并提供其资产负债表的公允价值评估。这些措施不会限制其自由裁量权，而是对其进行约束。

第六，修正压力测试。美联储的“严重不利”情景始终假设深度衰退与利率下降，但这些情景未能充分反映利率上升的紧迫性，而这正是导致2023年硅谷银行与第一共和国银行倒闭的关键因素。应将利率上升与下降的平行冲击纳入所有压力测试。如果银行在利率上升时无法在特殊支持下生存，我们应在压力测试中发现这一缺陷——而不是在紧急救援中。

第七，发布双重使命评分卡。在每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后，发布一份简洁公开的表格，将政策选择与通胀、就业和金融稳定风险挂钩，显示预期货币政策路径如何实现美联储的使命，以及若出错会带来何种风险。

最后，提前应对私人信贷。作为最后贷款人，美联储必须理解当前非银行机构在信用中介中所占日益增长的份额。它应向大型私人信贷平台与托管人请求机密数据，以便全面理解信贷市场——在危机发生前。

这一切并不将金融稳定提升为美联储的第三项使命。它承认，单纯的稳健货币政策不足以维持金融稳定。美联储的独立性至关重要，但必须通过行动赢得。透明与问责要求其运营、程序与沟通方式更系统、更全面地与目标一致。

本专栏作者均为巴伦周刊外部撰稿人，其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欢迎提交反馈与评论提案至ideas@barron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