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 standout 公司推动了美国生产力的增长让它们茁壮成长

Nvidia于三月推出的Blackwell Ultra GB300，其AI计算能力比前代产品高出1.5倍。（SeongJoon Cho/Bloomberg）

作者简介：马丁·尼尔·贝利曾担任比尔·克林顿总统时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马修·J·斯莱特曾担任乔治·W·布什总统时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如今，他们均担任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学术顾问。

经济头条来来往往，但劳动生产率对经济表现的核心地位始终不变。生产率是决定一个国家平均生活水平和整体经济成败的重要因素。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国家生产率——通常以每名工人所创造的产出量衡量——会在众多企业持续提升效率的过程中增长。这在过去或许属实。但根据我们在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新研究，如今情况已不同。

我们研究了德国、英国和美国四大关键行业中2011年至2019年间8300家大型企业的生产率增长情况。结果令人震惊：不到100家“领先企业”——我们称之为“标杆企业”——贡献了总生产率增长的50%-80%。在美国，仅有250万家企业中的6家，就占据了零售业所有生产率增长的一半。这些标杆企业之所以脱颖而出，不是因为它们更高效地执行现有业务，而是因为它们大胆创新。它们也不一定是新兴企业。亚马逊和德国在线零售商Zalando，都是经过多年构建和扩展电子商务平台才取得成功的。家得宝和乐购，这两家运营数十年的企业，也都成功重塑了其客户价值主张。

同样重要的是“落后企业”：少数表现不佳的企业，会显著拖累一个国家的生产率。在我们的样本中，仅有55家落后企业，但它们贡献了我们所测量的生产率拖累的50%-65%。

我们还发现，美国国家生产率增长远快于类似经济体的一大原因，是美国的落后企业被迫重组或退出。而在欧洲，大多数落后企业只是拖着不走。失败后的适应能力至关重要。

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看到了重新配置的重要性——即在生产率高的企业中增加就业，在生产率低的企业中减少就业。在德国和英国，低效企业（常为落后企业）的收缩力度较小，而资源向领先企业（常为标杆企业）转移，导致其整体生产率增长比美国低一个百分点。

全球范围内，经济政策并未与“整体生产率由标杆企业、落后企业以及资本和资源在二者之间的重新配置所决定”的新现实保持一致。我们认为，迫切需要制定一份新的、以提高生产率为核心的新政策议程。

反垄断政策需要允许标杆企业通过创新爆发式增长并壮大。它应认识到，标杆企业的生产率增长有时会导致其市场份额扩大，因此仅凭市场份额或行业集中度的“快照”作为反垄断政策的衡量标准，是不恰当的。

产业政策需要支持标杆企业进行大规模投资，希望这些投资能改善商业模式或带来规模化的新价值。当然，支持人工智能等创新技术的广泛传播，以使广大企业更加高效，同样重要。但经济影响——至少在初期——很可能主要来自少数标杆企业。这完全可以接受。

劳动者需要得到充分支持，以应对标杆企业和落后企业之间发生的“创造性毁灭”。支持劳动者并不意味着政府要大兴土木以拯救落后企业。在这方面，各国可以相互借鉴经验。拥有活跃的并购市场、健全的破产法律体系和灵活的劳动力市场，美国使落后企业重组或退出变得容易；而欧洲则在必要时为劳动者提供更有力的支持。所有国家都应致力于为人们全生命周期提供技能培养和就业机会，不论企业兴衰如何。

长期以来，各政策制定者对单个企业如何与整体生产率增长联系起来，一直缺乏清晰认知。通过深入研究企业自身的生产率增长，并分析每个企业对国家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他们可以获得更多关于整体增长的新见解——正如我们所做的那样。

政府可能明智地跟踪和理解单个企业的贡献——以便设计更好的干预措施，制定与之匹配的新生产率政策工具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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