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补美国农业贸易逆差是一场痴心妄想

一名农民在马里兰州检查大豆田。上月美国大豆出口销售额较去年同期下降了39%。（罗伯托·施密特 / 法新社 / 美国Getty图片）

作者简介： Cullen S. Hendrix 是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他曾为世界粮食计划署、美国国际开发署、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提供过关于粮食安全、商品市场和全球贸易的咨询服务。

特朗普政府本月宣布了一项价值120亿美元的救助计划，旨在帮助因美中贸易战而受损的美国农民。中国对美国大豆及其他农产品采购的急剧收缩，是今年预计500亿美元农业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也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贸易逆差。对于一个痴迷于贸易逆差的政府而言，这并非好消息；对农民而言，情况则更为严峻。

但这并非突如其来的状况。自2021年以来，美国农业贸易逆差持续扩大。逆转这一趋势将面临全球经济力量的挑战，远超任何单一政策争端。试图实现平衡的农业贸易，就像追逐白兔，最终注定无果。

美国农业贸易逆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人巨大的购买力和对全年饮食多样性的偏好。他们日益倾向于购买美国无法高效或大规模生产的高价值产品，如冬季番茄、特色坚果、大量牛肉和海鲜，以及受气候限制的产品，如巧克力和咖啡。随着收入上升，对这类产品的消费需求增长。与此同时，对基本主粮的需求基本停滞，因为收入增加更多是提升品质和多样性，而非对食物总量的大幅增加。这也是美国玉米农民在2000年代初期热衷于乙醇的原因：在饱和的商品市场中，乙醇为他们的产品开辟了新的应用场景。

美国大宗农产品（如玉米、小麦和大豆）的出口也正面临更激烈的竞争。巴西——以及在较小程度上阿根廷——的“绿色革命”，大幅扩大了全球大豆、玉米和牛肉的可出口供应。全球供应的增加使传统美国大宗农产品市场库存更充裕、价格更低。同样的动态也正在乌克兰、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等欧亚出口大国的小麦市场中上演。

在许多方面，这种全球转变是食品行业版的美国页岩革命：一种由技术和政策驱动的冲击，世界其他国家不得不面对。

但也存在自找的伤口：关税。由于特朗普的贸易战，中国已将采购转向替代供应商，这虽然令人遗憾，但却是可预见的结果。一旦出口成为地缘政治工具，贸易伙伴们就会将采购多样化，一方面作为保险——粮食安全是生存之本——另一方面也作为对抗单方面规则变革的手段。

不幸的是，美国农业因替代供应来源广泛而极易遭受报复。

最后，还有美元的强势。自2014年美元开始大幅升值，恰逢由历史高位全球食品价格和相对疲弱美元驱动的美国农产品出口繁荣期逐渐衰退。当美元升值时，美国商品对外国买家而言变得昂贵，削弱了出口竞争力；与此同时，进口商品对美国消费者而言则更便宜。这是扩大贸易逆差的典型条件。

这四大因素——美国消费者偏好转变、来自其他供应商的竞争加剧、贸易战和强势美元——正协同作用，产生剧烈影响。此外，还有一些次要因素也在发挥作用：美国生产成本上升，主要由于移民执法趋严和劳动力供给受限、出口物流成本上升、以及气候相关产量波动加剧。一次性现金注入和贸易协议相关的施压，都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这些状况。

在一个多元化经济体（如美国或中国）中，持续保持巨额贸易顺差通常只通过压制国内需求实现。这可以表现为人为维持货币弱势或金融压制——一种对家庭的隐形征税，将廉价资本导向出口导向行业，抑制国内消费。中国是这两者的大师级实践者。

中国目前的人均GDP约为27000美元，大致相当于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水平。在这一收入水平上，美国家庭消费占GDP的62%至65%。而今天在中国，这一比例仅为37%至38%。这形成了约25个百分点的消费缺口——与该发展阶段预期有巨大偏离。当家庭消费比例如此之低时，超出的产出必须去某处——表现为持续的外部顺差。

很难想象美国消费者真正希望实现平衡贸易；只有通过显著减少本已紧缩的消费支出或外国对美国资产需求减弱，才可能实现。但这对经济而言都未必是好事。也值得提醒的是，21世纪美国农业出口的巅峰期正与全球粮食不安全加剧时期重合——这些状况既非正常，也不应作为政策制定的基准。

政策制定者应向公众坦诚这些权衡，而不是承诺那些根本无法实现的经济与政治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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